[摘要] 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根本原因在于其關于徹底私有化、絕對自由化、完全市場化的主張與實踐,背離了和諧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共贏發展等時代主旋律。
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新自由主義一直深得某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青睞。然而,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亞洲金融風暴、歐洲債務危機、美國金融海嘯及其導致的世界經濟低迷,各種市場失效的接踵而至無情地終結了各界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共識;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東、北非等地“顏色革命”嘗試接二連三地造成災難性后果,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保護主義等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勃興,則深刻表明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遭到挫敗。
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根本原因在于其關于徹底私有化、絕對自由化、完全市場化的主張與實踐,背離了和諧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共贏發展等時代主旋律。
(一)任憑資本的邏輯主宰沉浮,造成嚴重兩極分化。
新自由主義主張建立完全無需政府指導的“聽任自由選擇”的市場經濟,無異于將社會生產和交易置于一種無序競爭狀態;私有化與市場化的自由結合,引導全社會過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目前,在有的西方發達國家,占總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擁有財富已經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抓藥,最終不得不吞下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兩極分化加劇而導致的社會焦慮與動蕩的惡果。
人類社會的發展實踐充分證明,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必然影響政治社會的秩序和穩定,只有“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分工協作共同發揮作用,有效分配與協調各個階層的利益,才有可能實現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政府必須充分發揮指導和監管職能,采取適當措施遏制市場惡性競爭,克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才能避免因貧富差距拉大引發各種社會問題。
(二)一味強調自由競爭,客觀上剝奪了落后國家的發展權利。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進程不斷加速,世界各國的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和利益交融明顯加深,恐怖主義威脅、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毒品泛濫,以及全球生態系統的過度開發與破壞,諸多全球性問題與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加以應對。不同國家之間依舊存在競爭,但合作空間也在日益拓展。“獨行快,眾行遠”,一國的發展日益以別國的共同發展為前提,而不再以對別國的剝奪為前提。
在人類整體利益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依舊強調競爭和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化,聽任經濟寡頭肆無忌憚地進行擴張,越過各國政府的約束直接攫取財富,讓落后國家和人民越加陷入苦難,加劇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和全球不平等。這樣一種背離時代潮流的理論與政策,自然會被歷史所遺棄。
新自由主義是冷戰后西方國家的御用意識形態,其歷史使命在于為西方資本主義維護霸權地位和優勢地位提供合法性。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以攫取財富鞏固自身利益為唯一目標的強權政治日益不得人心,一國的影響力固然與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有關,但所持的理念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和其他新興大國的崛起,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新秩序既保障發達國家的權利,也保障發展中國家的權利;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能夠成為國際社會平等成員,認同現有國際秩序、尊重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開展國際合作。
(三)否認人類社會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對不同的發展理念與發展模式缺乏應有的包容與尊重。
新自由主義標榜西方制度與價值的唯一正確性,但近代以來人類發展史證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合理性被限定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地域,而不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道路上普遍唯一正確選擇。當今世界發生的重大而深刻的歷史性變化,更加無可辯駁地表明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來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多極化、經濟社會制度多樣化和文化的多元化。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正如一棵大樹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一樣,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任何國家都應該、也有權選擇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和意識形態,因為實踐證明,世界上一切成功的發展無一不是繼承與創新結合。
冷戰結束以來的實踐證明,西方制度和價值絕非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解決不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反而導致相關國家和地區陷入失序、動蕩、沖突,甚至戰爭的泥潭之中。
與新自由主義和霸權主義有所不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樣性,反對誘導或強迫別國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與理念。如今,中國方案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認可與支持。一個國家或極少數國家霸占國際話語權,甚至企圖掌握人類命運的情況已經在逐漸成為歷史。在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如此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依舊懷有讓西方國家一統天下的想法,盡管慘淡經營,也只能以失敗為結果。
(四)以個人自由和私有制為基本出發點,為西方國家以犧牲別國發展利益為代價換取自身發展機會的行徑提供理論依據,在實踐上只能把國際社會再次引入對立、對抗與沖突。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和平發展時代主旋律的上揚,國際關系的性質和面貌發生巨大改變,以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為主要內容的相互關系開始轉變為各個國家主要以制度規則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和利益,合作共贏成為不同國家處理彼此關系的最大公約數,“地球村”不再是你死我活、我贏你輸的角斗場,而是日漸成為所有國家風雨同舟的命運共同體。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未能順勢而行,摒棄贏者通吃的舊思維,接受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為迎合西方金融寡頭、資本巨鱷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重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若這樣的主張大行其道,其結果必然是大量發展中國家經濟衰退、人口貧困化,以及發達國家內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矛盾與沖突的升級。
近年來,中國努力把本國利益同各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努力擴大各方共同利益的匯合點;為增進人類共同利益,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落地生根,中國致力于維持各種全球性、地區性國際機制,構建能夠為國家之間相互合作提供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合作平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就是中國為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而創設的新的合作機制。中國愿意為世界各國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展示了新的歷史時期一個新興大國的心胸、智慧、勇氣和擔當,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展示了新的圖景。
(作者:李 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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