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玲老人今年83歲，住在北京大興的愛晚護養院。老人記憶力差，但拍照時會把眼鏡摘下，覺得這樣拍出來會更好看。攝影 商華鴿
山東濟寧的溫度超過了35度，跟北京這幾天的天氣一樣悶熱。張一軍夫婦跟著工程隊在這個陌生的城市生活已經兩個多月，他心里惦記著在北京住養老院的母親王佩玲。
一年多前，王佩玲的老年癡呆癥狀越來越嚴重，生活無法自理，她被當時居住的公辦養老院勒令轉院。
張一軍發現，在母親養老最艱難的時刻，他無法從任何一個公辦機構獲得幫助。
老年癡呆患者，又稱失智老人。失智老人以一個極端的方式，證明了沒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和養老制度，個人養老將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張一軍夫婦找了整整一年，才給老人找到落腳的地方。常年漂泊在外的張一軍總在不安，家里的老母親會不會再次無處安身。
養老院送來的傳票
2012年農歷年前不久，張一軍的女兒倩倩接到西城區人民法院的電話，通知張一軍領取法院傳票。
倩倩嚇傻了，“以為爸爸犯了什么事兒”，一問才知道，是北京第一社會福利院起訴張一軍違反王佩玲老人入院時所簽訂的合同，所以他們申請了法律手段強制老人轉院。
王佩玲入院的合同上寫著：入院者必須有日常生活自理的行為能力。
83歲的王佩玲確實已經不符合合同上所規定的條件。福利院起訴張一軍之時，王佩玲的老年癡呆癥狀發展到不認識自己的家人，行為也偶爾失控。
前一年，第一社會福利院已經要求王佩玲轉院，三番四次催促張一軍之后，護士長警告說，“再不把人接走，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那時候，王佩玲的癥狀還不明顯。福利院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會按傳喚鈴叫護工的老人他們也不會看顧，這樣可以減低福利院的看護風險。
張一軍覺得養老院有責任照料自己的母親，所以一開始他不同意轉院。“總不能請個護工24小時陪著吧？”福利院的人這樣反問張一軍。
張一軍跟院長商量能不能自己出錢請一個全職護工，只要讓老人繼續住在福利院里。第一福利院拒絕了，理由是：老人晚上經常不好好睡覺，會影響到其他人。
自從王佩玲患上老年癡呆癥，張一軍覺得第一社會福利院好像換了一個人。之前，張一軍很喜歡第一社會福利院的氛圍，有閱覽室、有合唱團、有棋牌室、有老年大學，可以讓母親的生活過得有質量。他甚至想自己老了也住到這里來。
可是現在這所寄托著自己和母親養老希望的福利院，卻在母親最需要照料的時候，把她推了出去。
眼看著就要過年了，張一軍卻接到了養老院送來的法院傳票通知，張一軍一下子火了。
張一軍沒有去領傳票，他叮囑女兒別管這事兒，然后就沖到第一社會福利院理論：“我們到養老院就是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靠，人一病了你們就轟人，那住養老院的意義是什么？”
護士長似乎見慣了這樣的家屬，只是淡淡地說：“我們沒有照料老年癡呆老人的能力。”
無處安身
“沒有能力看護老年癡呆患者”，這樣的回答張一軍聽了太多。自從一年多前第一社會福利院要求老人轉院，他就開始開著車在北京轉養老院，得到的答案便總是拒絕。
碰了幾回釘子之后，張一軍決定先篩選再踩點。令張一軍沒有想到的是，偌大的京城里他竟然只找到十幾家接收老年癡呆老人的養老院，他決定一個一個地去碰。
第一家，張一軍去了小有名氣的四季青，到了地方，工作人員告訴張一軍沒有空床位，“已經排了幾百號了，十年也不一定排得上號”。
“沒有空床位”，“需要15天試住”，張一軍開始變得焦慮，隨便一個什么院空床位就要等上好幾年，而可以試住的地方張一軍又不敢讓母親去，因為一旦不成老人就真的沒有地方可去了。
有朋友告訴張一軍離市中心遠的地方會有一些規模小一點的民營養老院，可能會接受失智老人，全家開始把目光放到郊區，五環、六環，張一軍的搜索范圍不斷地擴大。許是受到了傳票事件的刺激，張一軍鉚著勁兒一定要在過年前把老人接走，讓母親過一個開心的龍年。
沒多久，張一軍找到了五環邊上的愛晚養護院，這所養老院專門做失智失能老人照護。
新的養老院環境和配套并不能讓張一軍夫婦滿意，“能收下老人已經知足了”，張一軍已經被拒絕怕了。
轉院那天，王佩玲的意識不太清醒。老牌友們來送行，王佩玲都沒有認出來，她只催促著兒子快些走。辦手續的時候，負責人見到這個在福利院里賴了一年的老人，還不忘補上一句，“終于出院了”。張一軍回道，還不是被你們攆走的，負責人便不再言語了。
搬到愛晚，王佩玲被分在一個三人間。進大院的第一排平房，106室就是王佩玲的住處。房間里交錯擺放著四張床，門口一張床屬于護工小張，她是三位老人的全職看護。
這間屋子，張一軍上一次來的時候已經見過。他其實并不滿意，沒有裝修過的房間，沒有安裝空調，水泥地襯得本就灰暗的屋子更加陰沉。護工小張嘴里的河北不知道哪里的口音，張一軍幾乎聽不明白。
第一次見院長孔德強的時候，張一軍跟孔德強聊了母親之前的遭遇，才發現到愛晚的很多人都跟自己的母親有過相似的經歷：失去自理能力被公辦養老院勸退，在市區里找不到愿意接收的養老院，最后到了郊區的民營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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