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 治國理政新實踐】

　　把握習近平謀篇布局靈魂，確定創新發展的路徑次序

　　作者：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復旦大學“政研”中心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研究室主任 魯紹臣

　　2016年新春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在“山城”重慶考察，為中國新一年的發展謀篇布局，進一步提出要“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并對通過創新發展加快“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提出了要求。可以說，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的創新是突破目前經濟發展瓶頸、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的根本保證。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關鍵在于確定創新發展理念的重點、路徑、次序和方法。

　　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目標，首先要避免就創新自身來考察創新，必須與是否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聯系起來考察，即創新的標準在于是否發展、解放、激發了生產力，只有以生產力為導向的創新，才能“實現從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轉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深入推進創新同現實生產力對接，才能真正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落到實處。因此，創新就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創新，創新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創新成功與否的標準應是能否把技術優勢轉化為產品優勢、效益優勢。”創新日益成為當前企業發展和市場制勝的關鍵，創新也必須經受市場的檢驗。

　　創新成敗的關鍵還在于是否節約了時間，馬克思指出，“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 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是時間節約”；“時間的節約……是首要的經濟規律。”對于政府而言，關鍵在于能否減政放權，節約百姓和企業的辦事時間。對于企業來說，則關鍵在于能否降低單位產品的所包含的生產和流通時間。同時，節約時間還是提升質量的前提，唯有廢除不必要的“繁文縟節”，才能確保從事更高級活動的“自由時間”的增加，“發明創造才能成為一種職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社會生產力整體水平取決于“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這五個方面的有機組合和合理配置，構成創新的基本的也是決定性的內容。在馬克思看來，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發展的“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因此創新首先意味著創新人才的培養。習近平在渝調研時指出，“創新人才猶如優秀種子，很是難得，要大力培養。年輕一代要有歷史機遇感、責任感、使命感，努力在創新上脫穎而出。”應當指出的是，企業在創新人才的培養方面，要發揮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就曾明確指出：“勞動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

　　同馬克思的結論相似，哈佛大學的戴爾 喬根森(Dale W.Jorgenson)教授最近經過大量調查后得出結論，創新的巨大驅動力在于“資本與勞動力資源的大規模配置。”因此，創新就意味著通過主體功能區的規劃、產業園區的布局，推動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水平，促進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提升利用自然條件的質量與效益等。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在于“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的話，目前則更要從勞動密集向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發展，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優化產業重組，降低企業成本，更好地滿足社會對創新的需求。

　　要實現上述創新發展目標，就要求形成“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通過頂層設計，統一布局，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創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行為、做法進行調整、糾正和摒棄。就如習近平曾指出的那樣：“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因此，創新的保障就在于改革，只有通過改革，實現勞動者、資本、技術和知識的自由流動，方能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創新活力的競相迸發，社會生產力源泉的充分涌流。

　　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在渝調研期間的一系列論述，為新一年進一步將創新貫穿于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為全社會形成蔚然成風的創新風氣提供了“指揮棒”效應，為中國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自強奮斗、敢于突破，加快形成比較明顯的自主創新技術優勢和品牌效應，提升產品創新的附加值，搶占全球價值鏈上的制高點和主動權，最終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