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有20個在GDP目標增速具體數值后加上了“左右”二字。比如，重慶、陜西、甘肅預計增長“11%左右”；江西、湖南、海南、寧夏預計增長“10%左右”；山西、遼寧、內蒙古、江蘇、山東、四川預計增長“9%左右”；北京、上海預計增長“7.5%左右”。
使用“左右”有什么講究，“左右”一般是怎樣的區間？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對記者表示，對于“左右”是怎樣的區間，學界沒有統一看法。他認為，各地GDP目標增速之所以多提“左右”，是因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對未來經濟發展存在不確定性。
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會是一個重大利好，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多嚴重問題和不利因素，比如產能過剩、環境污染、房地產風險、債務風險等。
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左右”除了折射出宏觀經濟形勢，更體現政府發展理念的轉變。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祁京梅告訴記者，“左右”二字在特殊時期有新的內涵。
“如果說經濟下行壓力大，各地干嗎不把目標定低一些？事實上，各地對經濟增長還是有基本的目標，只不過這個目標不是‘鐵板一塊’，更有彈性，發展起來更有余地。”
“左右”帶來更大發展空間
江西省2013年GDP增長目標是“10%以上”，2014年是“10%左右”。具體數值沒有變化，從“以上”到“左右”，兩字之差體現出怎樣的轉變？
江西財經大學江西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吳志軍對記者說，“對于江西這樣一個經濟欠發達省份來講，提出要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應該要高于10%才行。這是以前的思路。現在，整個國家的政策導向不再單純追求GDP增速，而是更多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追求結構調整。江西主動把速度降下來，有更大的空間和余地來調整經濟結構，增強經濟發展的質量。”
對地方官員考核體系的改進，被認為有效約束了地方政府過度追求GDP的行為。去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當年底，中組部發文要求考核不能唯GDP，增加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指標，加強政府債務問題考核。
此外，中央有關政策，尤其是“去杠桿”和“去產能”任務目標的提出，也意在引導地方政府尋求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浙江省省長李強在該省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堅持底線思維，堅持問題導向，主動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主動把重點聚焦到提質增效上”。李強表示，把百姓增收、生態良好、社會平安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底線”。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么多年了，接下來的任務是要調結構，實現轉型升級。在這個時期，要提高對經濟降速的容忍度。”祁京梅說，GDP增速如果一定要達到某個固定值，反而約束了地方政府的發展。為了完成而完成，實際上就要犧牲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環境代價。
“加上了‘左右’二字，宏觀調控更靈活，更有彈性，根據實際情況，有一個合理的浮動區間，可以引導地方經濟更健康、更積極地發展。過剩的產能、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的項目，就可以割舍掉了。”祁京梅說。
擠掉GDP中的“水分”
在祁京梅看來，“左右”二字的作用，除了給地方經濟發展帶來更大余地，同時也有利于統計數據的真實性。
“如果目標定得特別死，有可能造成虛假報賬，為了完成目標而注加水分。加上‘左右’，地方在發展的過程中沒有過多羈絆，有緩沖空間，出來的數據會更真實。”祁京梅說。
事實上，中國實行的是GDP分級核算制度，各省份GDP之和高于全國GDP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13年地方GDP之和至少超過全國GDP數據6萬億。“這些數據都是官方公布的，會對中國政府的公信力、國際形象產生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如果GDP數據失真，會影響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影響宏觀調控的科學依據。在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的當下，這個問題日益顯得嚴重。”
蔡洪濱認為，GDP數據“打架”不是簡單的統計工作的失誤，更多的是體制、機制的問題，是地方政府政績觀沒有調整過來。“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中央一旦定下目標，就變成了最低線，所有省份的目標都高于這個目標， 到市、到縣再層層加碼。有的脫離了一些地方的實際。”
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今年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要求，要盡快制定國家統一核算地區生產總值的方案和路線圖；要根據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結合GDP核算方法改革，修訂2013年及以前年度國家和各地GDP總量，使之相銜接；嚴格核算2014年各季度及全年各地GDP總量和增速。到2015年，要正式實施全國統一核算GDP。（記者 姚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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