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心態錄
“‘中國道路’本身就是一條改革的道路，而不是一條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中國道路’是以往改革的產物，這條道路是否可以持續，取決于進一步的改革。”
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被視為為輿論“降溫”。
社會各界對于全會上將重點研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草案)》有不小的預期。
2月26日，這份報紙發表社評《機構改革不必強求輿論的滿堂彩》寫道：在互聯網的推動下，輿論界如今有更強大的“猜想力”。按照一些人的期待，國務院機構調整的幅度越大越像改革，“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成熟先行”的機構改革原則未必能讓他們興奮起來。中國今后的改革越來越難引起輿論的轟動，多數情況下，實際推出的改革會讓輿論感覺“不過癮”。
十八大之后，改革的討論持續加溫，輿論的期待也在不斷拔高?！董h球時報》對于輿論“猜想力”的提醒，對于改革“積極穩妥、循序漸進”卻未必會讓輿論感覺“過癮”的“預防針”，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當下社會對于改革的復雜心態。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與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陽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某種程度上，現在和上世紀80年代一樣，呼喚改革的共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但是對于怎樣繼續推進改革的看法則比較多樣?！?/p>
官員“微改革”，輿論不買賬
2月10日，農歷大年初一。靜默許久的網絡名人、云南紅河州委宣傳部部長伍皓再次成為焦點。伍皓要求紅河州委宣傳部公布了自己的公車牌號：“禁止公車私用從我做起，求大家監督我”。
而網上輿論對伍皓的“高姿態”并不買賬，批評質疑聲繞過“公開車牌”，直逼“中央文件規定副省部級以下不能配備專車”。雖然伍皓辯駁自己正是在踐行中央文件的精神，并指出質疑者混淆了“公車”和“專車”的概念，但從其微博的轉發量來看，響應者寥寥。
伍皓撰文回應媒體，“本想破個冰，開全國公示公車之先河，想不到卻把自己掉冰窟窿里”。
公車改革曾經掀起熱潮，這也許又會提供一個尷尬注腳。
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頒發《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以此為起點，我國公車改革已經進入第20個年頭。
在媒體報道中，公車改革曾掀起數次高潮。例如1998年的改革，除了諸多中央部委，黑龍江、浙江、重慶等省市部分地區也紛紛加入試點；2001年的改革浪潮則涵蓋了江蘇省江陰和300多個鄉鎮、湖南資興、浙江杭州和義烏等地；2004年掀起的浪潮范圍更廣，涉及北京、上海、廣東、湖北等20多個省市。
這些改革中，最為普遍的形式之一是以貨幣化補貼替代公車，而這種改革又招來質疑。例如，2009年7月被叫停的遼陽市弓長嶺區車改，因其區委書記和區長每年獲車補8萬元，引起輿論熱議。盡管當地官方舉證證明改革后的支出比過去省錢，但仍抵不過沸騰的輿論。
在批評者看來，并非輿論挑剔，而是因為這種改革有將公車福利直接變現的味道，通過改革，本來就受質疑的公車使用，反倒利用貨幣補貼這一政策合法化了。
對于公車改革的態度，或許能反映近年來輿論對于改革的多樣的態度。
2012年7月20日，《工人日報》發表題為《改革新政甫一出臺被質疑 “一步到位”心態很天真》的評論。文章說，時下，一項改革新政甫一出臺，不被質疑、不被挑刺，幾乎是奢望?！白餍恪薄ⅰ爸螛瞬恢伪尽?、“隔靴騷癢”等質疑，屢屢讓改革者身陷百口莫辯的境地，且這種習慣性質疑大有蔓延之勢。
王占陽說：“因為需要靠改革解決的問題較多，有些是老問題，有些是解決問題中出現的新問題，所以社會的整體心態非常著急。由此帶來的影響是，改革被放在很大的壓力之下，對于改革的期待焦急中常帶有某種激進和簡單化的色彩?！?/p>
作為地方官員的伍皓對改革的輿論環境也有深切感受：“不像過去，只要改革，輿論就支持，現在推出任何改革，哪怕只是一項很小很小的改革，反對的、質疑的、看笑話的、挑刺的，什么都會有?！?/p>
他說，改革的風險比過去要大得多，所以“聰明人”就一點不動，就個人來說，觀望的風險成本“低”。
“現在面臨的問題復雜了，環境、條件等也變了，改革已不可太能像改革初期那樣整齊劃一、氣吞山河、大開大合、大破大立了，因為對改革的要求高了，利益訴求多了，改革的風險增大，哪怕局部、細節、細微之處的改進、改善，往前邁出一厘米都要受到太多磕絆”---伍皓的這種窘迫感受代表了實際操盤的官員們存在的一種心態，而這與公眾的急切心態形成不完全對位狀。
他贊同做“微改革”、“推窗式改革”：即針對最現實、最直接的問題，實際地、一點一滴地推出改革的細微舉措，不激進、不空談、不急于求成，更重要的一點是：不超越現實。
支持“務實派”的聲音不算弱。比如《工人日報》：公車改革……如何評價其成效？如果壓縮開支兩成三成或四成，算不算成效？我們是看這個成效，還是看公務人員拿到多少車補？最好“一分錢也不補，一輛公車也不留”，這樣的期待并不現實。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在真空中推進，我們只能在利益相關群體的博弈中選擇最現實的方案。
務實就是務推進改革之實，務解決現實問題之實。不改革，談不上務實；瞎改革，是誤了改革；作秀的改革，只會給真正的改革平添更多的難度。
改革是該基于現實積極穩妥扎實推進，還是一蹴而就？這幾乎是有關中國改革的“原命題”之一。
同時，質疑也在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政府和官員的“自我改革”存在局限，會不會造成中國改革難以推進的僵局？
《中國青年報》的評論說，不少領域的改革都缺乏外部壓力，多是“自己改自己”，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和官員的改良自覺與道德自覺。如伍皓這樣的“自我改革者”，并不真正習慣被批評被質疑，“一遭遇質疑，便會撒嬌甚至立刻賭氣似地回到不改革的狀態”。
這篇評論說：“改革不是對民眾的施舍，也不是恩澤，而是為官者的責任和使命，你不改，外界的力量就可以就會強迫你改。收起那些小脾氣小情緒吧，民意的力量不容小視?！?/p>
危機感哪去了？
如果說“自我改革者”的道德自覺還不足以打破深化改革僵局，那么改革的動力究竟來自何方？
2011年，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改革需要危機感，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我們的危機感沒有了。
“大家沒有了危機感，更多的開始追求內部的平衡。大家更關心的是利益分配的問題，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狀況，加上市場本身發展也會造成不平均，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他說。
就如伍皓等人所感受到的，改革者要動自己的奶酪，很可能吃力不討好，“學者們宏論連篇，而實踐者哪怕邁出一小步，都有付出百倍的艱辛，都要隨時做好倒下、犧牲的準備。”改革的一個難點在于官員自身，而改革又必須由官員執行---這成為一個悖論。
談及改革動力，許多人往往會回溯中國啟動改革的時代背景，那時整個社會面臨的深重危機成為改革的推動力。
事實上，中央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強化官員的憂患意識。2011年7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和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并指出“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今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儀式上強調，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創造條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緊學習研究弄懂，來不得半點含糊。
習近平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揮歷史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和不變，永遠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
也許，一些官員對于改革的態度支持了張維迎的判斷。
王占陽說：“80年代的改革是官民共識，是普遍的?，F在的情況是，在涉及自身部門和地方利益乃至個人利益的部分，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官員對改革的態度就不是那么積極主動了。”
2月25日，新華社發布了一則報道：在上個月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特別強調了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認真執行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并開展抽查核實工作。
近年來，“裸官”成為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的重點之一，并持續加碼，其原因不難理解：輿論始終質疑“裸官”對國家的忠誠度，這一群體對于改革方向的堅守與態度容易讓人打上問號。
倘若“不改革”成為選項
在上述采訪中，張維迎還談到懈怠改革的另一個心態：“原來大家說我們不能害怕改革犯錯誤，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F在慢慢變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錯誤?！?/p>
中央黨校曾連續多年對在學校學習的地廳級官員做過名為“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問卷調查，嘗試對干部的改革心態進行摸底。媒體曾對2005年10月進行的調查進行過公開報道。調查的多項結果顯示，官員們對于社會焦點問題的關注與輿論的議題有高度重合。不過，一個數據值得注意。在連續7年來的調查中，“保持社會穩定”始終被認為是改革順利推進的第一位的決定性因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貫重視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長期的政治穩定，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過，隨著近年來群體性事件的增多和維穩成本的增長，學界開始對維穩至上思維提出一些質疑。
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曾發布的“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認為，最近10年，出現了“借維穩拒改革”的苗頭。
對于擱置乃至拒絕改革的態度，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學界認可的實際上沒有多少，“但關鍵是中國已經有沉淀下來的既得利益之后，確實需要這方面的研究”。
“本來應該思考怎么改革，卻還在想該不該改革，甚至對改革的必要性都產生了懷疑。有的人甚至琢磨用什么理由來規避本部門的改革，這可能喪失改革的良好機遇，造成改革過度滯后。時代潮流向前發展，民眾訴求向前發展，落后于時代，結果是危險的?！蓖蹰L江說。
2012年2月，《人民日報》曾通過評論說“不要不改革的危機”，似是對這種心態的回應。
相比被公認為改革阻力的部門利益和既得利益，隨著一些熱點事件的發生，輿論開始更加全面地審視“既得利益集團”這一概念。
王占陽說：“80年代對于改革的爭論主要是意識形態上的爭論，而現在的爭論首先集中在利益問題上?！?/p>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利益多元化的訴求導致了對改革的分歧甚至是對立因素增加。數月前發生在北京、上海等地因異地高考政策引發的本地人與外地人的論戰，顯現了當下中國社會改革心態的復雜性。
“你只要在這里就是有既得利益，你是北京戶口，不愿意外地人在北京參加高考，你沒有既得利益？沒有的話，你為什么反對？不是要簡單地找一兩個假想敵?！苯洕鷮W家華生說。
王占陽說：“大眾的心態仍然是由利益關系主導的，這種利益關系在面臨不同的問題時會出現不同的變化。有不少問題在知識界向公眾解釋清楚之前，是很難形成整體性看法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改革的主要阻力還不是普通公眾之間的利益矛盾，仍然是特殊利益集團和公眾之間的利益矛盾?！?/p>
華生持有相似觀點。面對一項改革的時候，誰會在公眾利益、長遠利益的砝碼上加磅呢？
激進—溫和—激進
關于民間社會對于改革的急切心態和激進態度，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有長時間的觀察。他曾對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思潮做了分析，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出當下某些群體對于改革心態的變化。
在他的分析中，作為中國民間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種思潮，自由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便帶有激進的特征。改革開放以來，自由主義伴隨著中國知識界對極左時代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而出現。隨著“價格闖關”的挫折與“官倒”引起的社會不滿加劇，泛道德主義思維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焦慮感進一步升級，民間自由主義思潮也日益趨向于激進化。經過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在北京的政治風波后，直到90年代中期，其主流走向理性務實與溫和。
左右思潮歷來相生相伴，隨著激進自由主義思潮的消逝，極左思潮亦漸趨式微，“兩極思潮逐漸走向邊緣化，極端思潮失去了影響力，大家對漸進改革有了期待”。
但是，蕭功秦注意到，對于改革的極端心態在近年來有復燃趨勢。他向《瞭望東方周刊》分析說：“由于各種社會問題凸顯，社會有了種種看法，結果就是左右兩極重新開始有了影響。”
蕭功秦認為，左右兩種極端思潮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把復雜問題簡單化，提出了口號性的解釋。激進的左派把改革開放中發生的種種消極現象解釋為“資本主義復辟”，認為只有再發動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決官僚腐敗問題，要把中國拉回到改革以前的平均主義道路上去。激進的右派認為只要把西方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直接搬過來，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這些口號性的解釋，適逢互聯網在中國興起之時。“腐敗問題、貧富分化問題、國富民窮問題、社會不公問題，都會引發社會大眾的不滿。由于網絡上情緒化、宣泄性的東西比較多，所以激進的話語往往能取得主動權?！笔捁η卣f。
還要不要“摸著石頭過河”
“中國現在的改革，網絡提供了一定的正能量。但是網絡也使得中國的改革陷入了更大的復雜性，人們往往不得不重視民意，往往認為網絡就代表了民意。事實上，只看網絡并不足以判斷整個社會是怎么想的。沉默的大多數的力量是很強大的?！笔捁η卣f。
蕭功秦倡導中道理性的改革心態，并認為當下社會總體上仍然是溫和派、務實派占多數?！笆舜笾蟮浆F在三個多月的時間，盡管中央基于治標治本的原則先推出了在治標方面可圈可點的新政，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就已經不像過去那么激烈了?！?/p>
在他看來，理性務實的改革，無疑是繼續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S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這一說法獲得鄧小平的贊同，進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中最著名的話語之一。中央黨校教授辛鳴稱其為“中國改革最大的方法論”。
然而，這一策略和方法在最近幾年遭遇了少有的挑戰。無論是官方還是學界人士，均表達過質疑。
2012年5月3日一家中央報刊刊登某市市委書記的專訪。他說：“當前推動改革比過去30多年任何時期都更加艱難。‘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p>
在此之前的2012年的全國兩會上，某省領導說，改革初期是摸著石頭過河，是碰到什么問題就改什么問題，到現在這個階段就不能繼續這樣了。他建議，現在的改革需要在全局上、系統上來考慮，要有一個系統的頂層制度設計。
相較來說，學界的討論更加尖銳。
2010年年底，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觀點引人關注。在這個題為《未來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專訪中，他說，十幾年、二十幾年以前就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比東歐休克療法式改革要更優的人，今天回過頭來看，“他們下的結論如果說不是錯誤的話，也至少是值得懷疑的”。他還說，“當初以為經濟改革完了以后可以進行政治改革，但是現在發現政治改革沒有動力去支持了”。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的觀點能夠折射這一討論背后的社會心態。他說，這個口號，不能簡單否定，也不能簡單沿用。他認為，之所以輿論將此問題提出，其擔心在于：“在深水區里摸石頭，就不容易摸著了，這個時候還過分強調摸石頭，就是在阻礙改革推進。”
習近平：摸石頭和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
而支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的人不在少數。
張維迎就是其一。他說，“我覺得好多改革也不是完全能夠設計出來的，所以現在頂層設計也不能太強調過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也是“摸石頭”的支持者。
他撰文提出：國內外大量經驗證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談不上什么“頂層設計”，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尋，最終獲得成功的。這在中國叫做“摸著石頭過河”。相反許多失敗的改革倒是理論準備充足，事先言之鑿鑿，但實踐起來卻一塌糊涂，結果很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甚至也對不起自己，被尷尬地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蕭功秦對那種質疑“摸石頭”的輿論作了更深入的解讀：社會為什么有疑慮？因為并沒有真正鼓勵社會去“摸石頭”，沒有真正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很多學者提出要加強頂層設計有其合理性。如果沒有目標，小打小鬧的改革，可能造成原有體制的自利化?！?/p>
王長江是頂層設計的重要支持者。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回應了蕭功秦的說法。“改革應是上下互動的一個過程。首先中央要給改革提供明確的理念思路，同時基層也要敢于放開手腳去探索?！?/p>
“現在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一個關鍵性節點，必須要敢于觸動權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對既得利益給出明確限制，否則改革很難推開。尤其要警惕一種現象，即一些部門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是在擴充本部門的權力，使得改革傾向于‘部門化’、‘碎片化’?！蓖蹰L江說。
2012年的最后一天，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二次集體學習，主題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在這次學習中，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就如何“摸著石頭過河”發表了看法。這是近年來黨的總書記首次直接闡釋這一問題，當即引發媒體聚焦。
他說：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也要繼續鼓勵大膽試驗、大膽突破，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于改革的表述引人關注，李克強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意味深長。
《人民日報》海外版刊文稱，這樣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
而所謂“關聯性”，正指向改革的挑戰與現實。
這篇評論說：“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風險很大，但不改革風險更大。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p>
評論還說，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安荒贸龃竽懙挠職飧母铮褪窃谂c‘革命’賽跑；一味追求激進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動蕩混亂的危險，只能依靠審慎的進一步改革化解，決不可誤入冒險激進的歧途?！?/p>
常年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鄭永年此前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改革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政治的常態?！叭藗兯f的‘中國道路’應當是一條改革的道路，而不應當是一條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中國道路’是以往改革的產物，這條道路是否可以持續，就取決于進一步的改革?！彼f。
?。ㄓ浾咛J、特約撰稿葉雨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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