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既要考慮社會性又要考慮經濟性。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之基在于就業，就業之質在于收入。過去幾年，我國在就業上取得了明顯成就，不僅體現在每年新增就業規模的增長上，而且體現在工資收入的不斷提升上，尤其是最低工資的逐步提升上。
值得關注的是，初步統計表明，2017年全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數量達到17個，比去年的9個有大幅增加。提高最低工資省份數量的增長，既有客觀因素，更反映了共享發展的理念開始加快落地。
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是適應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的客觀需求。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在發生趨勢性變化，某些行業的勞動力開始出現明顯短缺。比如，2016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349萬人，這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連續五年的凈減少。在勞動力市場上，2017年一季度，全國就業市場的求人倍率（勞動力市場在一個統計周期內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為1.1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06。這反映了勞動力供求關系在發生變化，勞動力的均衡工資不可避免要上升。這是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一個大背景。
另一方面，提升最低工資標準，是共享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最低工資標準的實質，是以政策的形式確定勞資工資談判的底線。這有助于降低勞資談判的成本，保障勞動者的利益，使勞動者在發展蛋糕中分享到實實在在的紅利。比如，由于多種原因，不少企業給員工繳納社保，就是以最低工資標準為參考。合理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客觀上起到了加大勞動力保障力度的作用。此外，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從而形成不斷擴大的市場。由此不僅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共享發展的新格局，而且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費市場，形成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當然，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均衡的體系，不能過于強調一點，否則會形成不平衡的局面。具體到最低工資，其標準并不是越高越好，它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既要考慮社會性又要考慮經濟性。
所謂社會性，就是最低工資標準不能過低，這不利于保障勞動力權益，而且容易加大社會貧富差距，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謂經濟性，就是最低工資標準不能過高，比如明顯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過高容易加大企業成本，影響企業的競爭力，由此也影響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形成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概言之，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既要充分保障勞動者權益，又要減少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
要實現這一均衡，在積極評價最低工資標準逐步提升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盡快建立起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機制。這方面可以考慮參考油價調整機制。具體來看，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一是應該與平均工資水平、物價水平、勞動力供給結構等因素結合起來；二是最好形成量化公式。在相關參數發生變化時，公眾對最低工資標準有一個穩定的預期；三是要形成彈性的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不能只升不降。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適當調低最低工資標準，有助于勞資雙方共渡時艱，共同應對危機。□匡賢明（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