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管制思維，并不是說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對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拋棄管制思維，必須樹立法治思維。一個公開透明的法治環境，是文化活動、文化創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礎
“管制”式思維方式的若干特征
在經濟理論中，“管制”是指國家以經濟管理的名義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其反義詞是“放松管制”。如果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管制者(政府機構)，依照一定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那么這是任何國家的政府都在做的事情，其必要性無可置疑。
但在中國語境中，“管制”這個詞往往使人聯想到管制型經濟、命令經濟，使人聯想到計劃經濟時代的種種弊端。而“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思維”，就是特指那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管制”式思維方式，其特征是迷信權力，迷信整齊劃一，迷信行政命令的作用，不尊重客觀規律，不尊重法治，不尊重生產主體。這種被哈耶克稱之為“致命的自負”的管制思維，曾給我們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文化領域，與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我國文化管理體制也呈現出高度集中統一的特征。應該說，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文化管理體制曾為推動新中國文化事業發展發揮過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和計劃經濟體制一樣，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文化管理體制也存在許多嚴重弊病。
傳統文化管理體制的一大痼疾
這些弊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包攬過多，管得太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權力高度集中，政府成為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活動的唯一主體，直接組織和管理社會所有生產活動。由于所有制結構的單一化與文化活動的非產業化，從制度安排上抑制甚至禁止了其他社會團體及個人興辦文化事業的可能性。在文化事業單位管理方式上，政府及其文化行政主管部門主要采取的是行政管理方式，“管得過死”嚴重抑制了文化的創造活力，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管理體制的一大痼疾。二是文化單位過于依賴政府，喪失了競爭能力與創造活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文化單位都屬事業單位，文化活動和文化建設完全依靠政府財政撥款進行，所生產的精神產品也很少考慮市場需求。久而久之，文化單位就喪失了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和文化創新的活力。
鄧小平同志曾對這種體制提出尖銳批評：我們許多頑癥痼疾，都“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必須遵循文化發展自身的規律和特點
文化發展為什么要拋棄管制思維？
從文化發展的要求來看，文化自有其客觀發展規律，任何對文化的管理都必須遵循文化發展自身的規律和特點。鄧小平同志“文革”后痛定思痛，曾提出大幅調整文藝政策：“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他說要尊重藝術家及其創作自由的權利，“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比绻f，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關鍵是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那么，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要處理好政府與文化市場以及各類文化主體的關系，要更加尊重文化發展規律。
從上海國際大都市建設的要求來看，國際大都市無不具有多姿多彩的文化。自由寬松、多元兼容的文化環境，是各類文化人才集聚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文化創新的必要條件，而過度管制必然導致文化主體的萎縮和文化創新的削弱。2012年3月，紐約市長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最有創造力的人希望居住在保護個人自由、鼓勵多樣性、提供豐富文化機遇的地方。一個希望吸引創新者的城市，必須提供能夠培育新理念、催生創新的肥沃土壤。”目前上海迫切需要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迫切需要營造寬松寬容的文化發展環境和氛圍，讓各種人才在這里找到創業創新的樂園。
拋棄管制思維，必須樹立法治思維
從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來看，少一點管制思維，多一點服務意識，是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必然。經過30多年改革，我們已經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對經濟社會事務管制過多過死的管理體制，初步建立起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行政管理體制。但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管制”式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還沒有完全改變。這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多年來，政府“越位”或“缺位”現象仍很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社會在轉型，黨和政府管理文化的方式也要隨之轉型，與時俱進，不斷完善。
拋棄管制思維，并不是說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對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拋棄管制思維，必須樹立法治思維。一個公開透明的法治環境，是文化活動、文化創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礎。文化企事業單位必須依法辦事，政府管理文化活動也必須依法辦事，這樣才能使文化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只有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文化發展才有可能獲得可靠的制度保障，管制思維也才會越來越沒有市場。對服務型政府來說，要善于科學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同時還要善于發揮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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