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VS小販，老話題，卻始終未從公眾的視野淡去，無法常談常新，卻每談總難免痛感。日前，廣州天河區法院開庭審理一樁妨礙公務案，殘疾小販盧少明夫婦雙雙因“推搡辱罵城管，阻塞交通”被控妨礙城管執法，或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幾位辯護律師皆做無罪辯護。
鋪陳于讀者面前的案件細節，新聞主角的人生軌跡顯然頗為典型和熟悉：工傷致殘，擺攤維持生計，身陷城管與小販的日常紛爭，這樣的生活圖景幾乎隨時都在城市上演著。而今本案被訴諸刑律，犯罪嫌疑人“雙手反銬、腿綁細繩”上庭，公眾關注的焦點除了世事悲情，還有妨礙公務罪的適用范圍與爭議。
從媒體報道歸納的控辯交鋒看，本案的基本事實確實頗多爭議，首先便是城管執法是否越權。據案情描述，彼時的小販盧少明在經歷了第一次城管勸告之后，已經“收拾起貨物，裝進紙箱”，只是“售貨木板和柜架”并未搬離，待兩小時后城管再次到來并發生沖突時，城管現場執法錄像顯示其亦未現場擺賣，控方則“從一般人的情理推斷”得出了“伺機擺賣”的判斷。對照《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的相關細則，城管執法的對象顯然應是正在設攤經營的群體。
相較于刻板如文本的規定，城管日常工作的景象或許會生動些，這也是本案控方據以大膽“推斷”的現實依據。但更現實的情況還在于，城管與小販的追趕游戲，自始至終在城鄉街道都尚無根除跡象，就在本案開庭審理的時間段，南都記者夜訪案件發生地，便目睹了又一起城管與小販間糾紛、爭執與和解的全程。販夫躲避城管既然仍為常態，所謂“伺機擺賣”便只適合作為通行慣例存在，而不應成為城管動用查扣措施的適格情形。更何況，本案中的“聯合執法”是否嚴格履行了包括“出示執法身份證件”等《行政強制法》必經程序，執法人員是否具備法定資格等，都大有可商榷之處，而這些案情細節決定了對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否“依法執行公務”的認定。
當然，本案的核心關鍵一直圍繞著妨礙公務罪的適用———公眾的憂慮或在于，城管執法中頗為常見的簡單推搡行為，是否夠得上妨礙公務犯罪。在《刑法》對妨礙公務的定義，須有“暴力、威脅方法”這一構成要件，而刑法意義上的“暴力”有別于日常生活的語境，需要對侵犯對象的身體實行打擊，或其他如捆綁、毆打、傷害的人身強制，“威脅”則須達到“迫使其不能執行職務”的程度。結合本案的具體描述會發現，犯罪嫌疑人所實施推搡、辱罵行為，其危害程度顯然與前述情況有較大區別。而經司法鑒定，本案城管傷勢亦不足以構成輕微傷。
案件尚在審理當中，如何下判有待法院裁決，但類似案件中對“妨礙公務”的構罪標準，多為“持刀刺傷且鑒定為輕傷”的程度，6月底北京剛剛宣判的一起“無照商販妨害公務”案，嫌疑人“咬傷城管”致輕微傷，最終也以緩刑結案。另據媒體報道，深圳龍崗區近三年來的妨礙公務案，案件數量逐年增加，且“公安和城管成為妨害公務案主要受害對象”。更廣闊的現實情境，或可為尚未下判的這起販夫“妨礙公務”案提供可資言說與思考的背景。(來
輕若“小販出言沖撞城管”的本案，重若鬧出人命的崔英杰案、夏俊峰案，“城管之困”需要的是通盤解決思路，法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呈現底線性與粗線條，不是萬能，也不可能周延。動輒訴諸刑律，甚至不惜擴大適用妨礙公務罪，客觀上或有震懾，卻無助于實現社會的和解與和諧。近些年來的城管擴權，須強調的除了權力范圍的拓寬，更應有責任的加重，以及監督與制衡的配套。因為與城管權限對應的，始終是城市中謀生能力相對最脆弱的那個群體。況且，以本案的細節判斷，其嚴重程度并未達到非訴諸刑罰不可的地步，亟須更具韌性的化解思路。
販夫走卒，自古有之，多年來難滅難消的現實客觀上要求城市管理思路進行更新與升級，底層民眾的生存權利，需要真正納入城市決策的視線。在矛盾頻發、甚至將繼續日常化的城市管理中，執法的規范，對行政強制程序的嚴苛謹守，更多元、更人性的矛盾處理方式，顯然要比訴諸律法重器更需要耐心與智慧。（南都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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