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去年全國“兩會”我說了一句“仇官仇富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有人罵我罵了一年還沒有罵完。其實我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來說的，不能把反對貪官污吏變成仇恨所有的官員或富人。仇官仇富，我認為不是民主主義的表現。（3月14日《南方日報》）
“仇”字在中國人的字典中的意思是，或強烈的敵意或深切的怨恨，它有著強烈的對抗色彩。而一般來說，仇不是單向的，你對我咬牙切齒，我總不可能笑臉相迎。如果“仇官仇富”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社會的走向將不堪設想。在此，筆者先不妨武斷地說一句，“仇官仇富”，有點“度君子之腹”和聳人聽聞。
“歷史不嘲笑勝利者”。事實上，中華民族不是仇官仇富的民族，反倒對官員和富人從來都是恭而敬之的。如果說仇官仇富，為什么在中國社會里老百姓會至今不忘記甚至是愛著“包青天”?為什么現在的中國還有那么多人對官員們懷著無比良好的愿望?為什么不仇袁隆平？為什么不仇姚明、陳光標？
當然也不能因上述一概回避國人無“仇官仇富”心理。然而這里的“仇”是有特定指向的，仇官仇的是，比如仇劉青山、張子善、比如仇成克杰、鄭筱萸之流；仇的是貪污腐敗之官，仇的是違法亂紀、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而仇富仇的是取之無道、為富不仁之富。所謂“仇官仇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民眾對這些矛盾所持的質疑和無力改變事實的無奈。
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先生曾這樣說過：“在我看來，民眾并不‘仇富’，他們反對的是‘不仁’；民眾也不‘仇官’，他們反對的是‘不正’。為官不正，為富不仁，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然而在當下，極少數官員本性丟失和富豪道德滑坡，打碎了民眾對“公平正義”社會機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強權”和“暴富”這一雙重擠壓下，變得異常脆弱。
中國的文化詞典里有個“疾惡如仇”的詞，如果硬要說國人“仇官仇富”的話，這種“仇”就是疾惡如仇，“仇”出的是一種社會正義的表達。有了這種“仇”的存在，貪官污吏、取之無道、為富不仁的富人就不敢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如是就不難理解，存在于老百姓心中的這種“仇”，不是消極的“仇”，而是積極的“仇”，不是不該存在的，相反是必要的。如果國人連一種正義之“仇”都沒有了，于國于民，不是福，而是一種悲哀。
但必須指出的是，只有當一切都向善了，官員、富人中沒有了惡，我們的社會真正實現了大和諧的時候，存在于老百姓心中的這種“仇”才會“化”去，這倒是應該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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