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中華民族崛起和騰飛的世紀——中華民族的主體在中國大陸要實現“兩個百年”的宏偉愿景；中華文化將在全世界大放異彩。要實現這一切，取決于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條件，即中國共產黨能長期保持其代表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進性，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孺子牛。目前中國共產黨的現狀，既有可喜的一面，又有堪憂的一面。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社會面貌的天翻地覆變化，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也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是，像十八大以來所揭露的那些嚴重貪腐現象，也不能不發人深省。其原因何在？從黨自身來說，最根本的是屢屢強調的思想建黨沒能落到實處；從那些貪腐的黨員個人來說，思想蛻化變質了，經不起權錢色等的誘惑。犯錯誤變質的雖然是少數人，但嚴重傷害整個黨和國家的形象。怎么解決？就治本而言，還是要抓思想建黨、制度治黨，從根本上祛邪扶正。

　　一、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先進政黨的偉大創造

　　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實踐中成為先進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建黨以來不斷探索如何改造的結果。近代以來的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先進生產力相聯系的現代產業工人很少，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陳腐落后守舊的思想意識幾乎彌漫全社會。在這樣一個國家里，怎樣建設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是個異常艱巨的任務。黨的早期領袖和老一輩革命家做了許多努力，但真正解決在中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主要歸功于毛澤東。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有完整的建黨學說，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黨的作風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這“完整的一套”，就是將黨的建設作為“偉大的工程”。他非常重視這一“偉大的工程”建設，進行了許多偉大的創造。其中首要的偉大創造，就是強調從思想上建設黨，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非常注重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高尚性和純潔性。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黨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凸顯出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傳統觀念，共產黨主要吸收工人階級的優秀分子加入。他們掌握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思想意識和品質較多。在城市里，現代產業工人的比例相對較大，因而成為發展黨員的首選對象。但是，大革命失敗后，黨的重心逐漸由城市轉向農村，黨將長期處在農村斗爭環境中的這種狀況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在這種情況下，黨要發展壯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優秀分子入黨。一方面，非無產階級的成分會在黨內占大多數；另一方面，又要保證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質。這是一個矛盾。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在大城市上海的黨中央沒能解決，而遠離城市、遠離中央，先是在湘贛邊井岡山開辟革命根據地，隨后轉戰贛南閩西進行游擊戰爭的毛澤東解決了。

　　毛澤東讀的馬列主義本本并不多，但由于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并在革命斗爭最前線，根據初步掌握的馬列主義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依據農村和紅軍中黨組織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黨建理論，率先提出加強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動實現這一轉變的黨建思想。1928年11月，毛澤東總結上井岡山一年多工農武裝斗爭的實踐經驗，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問題，強調“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929年9月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肯定了這個正確論斷。

　　1929年12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系統回答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決議分析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辦法，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斗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決議還規定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加入共產黨的具體條件。

　　古田會議決議初步回答了在黨員隊伍以農民成分為主的情況下，如何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以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建設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標志著黨從政治建黨轉向思想建黨探索到了適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共產黨黨情的新路徑，也標志著毛澤東建黨學說初步形成。此后，為了保持黨的先鋒隊性質，毛澤東不斷強調教育黨員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一方面靠加強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提高廣大黨員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斷加強黨性修養教育，包括從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汲取營養，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教育廣大黨員樹立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倡導的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原則逐步成為全黨共識。同年12月瓦窯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為適應新的形勢，強調發展壯大黨的力量，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大量吸收先進的工人雇農入黨，造成黨內的工人骨干。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一切愿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斗，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標準。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塞維克的戰士。”這里根據中國國情做出的正確分析，批判了黨的建設的唯成分論傾向，強調保持黨的先進性關鍵是對黨員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把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熔爐”。這些論述，對毛澤東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思想做了十分精辟的闡發，也將思想建黨的內涵提到了一個新高度。

　　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論著中，進一步闡述了黨的建設理論。毛澤東明確提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我們的黨“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那時的整風運動，就是按照這樣的指導思想開展的。整風運動不斷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反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是著重在思想上建設黨的偉大實踐。

　　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著重在思想上建黨的思想，并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作為共產黨先進性的根本要求；把“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這使對思想建黨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境界。也是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指出：由于黨采取“首先著重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建設，同時也在組織上進行建設”的“毛澤東同志的建黨路線”，即使工人成分還不占大多數，“也能夠建成并已經建成一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這是對毛澤東黨建思想的科學總結。

　　二、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優勢和長期執政之魂

　　“共產黨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這是對共產黨人應當具有的特殊品格——先進性、高尚性和優秀性的形象概括；也是對充分體現這樣品格的那些令人無限敬佩的共產黨員的褒獎。但是近些年來，這句很能說明正能量的話語卻遭到一些人的吐槽。為什么這樣的吐槽會流傳開來？不能不說，這與近些年一些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存在的嚴重脫離群眾的作風問題、特權問題和貪腐問題有密切關系。這些問題嚴重傷害了人民群眾對黨的感情，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黨必須加強思想建黨，并且要抓鐵有痕地加強思想建黨，以重塑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強思想建黨，抓鐵有痕地加強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這里至少應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決定的。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伊始，就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人群眾利益而奮斗的先鋒軍”；“共產黨是所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的組合，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在中國“只有共產黨是工人的先鋒，是工人的政黨”。黨的七大黨章對黨的先鋒隊性質有了明確表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它“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在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后，更加明確地規范了黨的先進性質，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此后至十八大黨章，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先鋒隊性質不變。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這個先鋒隊性質，就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加強思想建黨。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建黨是由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這個本質特征決定的。

　　第二，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政黨，除了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之外，沒有任何私利。劉少奇講到先鋒隊與它所代表的基礎之間的關系時說：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黨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眾的先鋒隊，必須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用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對待人民群眾。否則，就可能脫離人民群眾，不能成為“人民的先鋒隊”。 我們黨與所代表的中華民族利益關系也是這樣。周恩來說過：黨的利益與民族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某個時候發生了矛盾，我們黨會調整自己的政策。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要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進一步明確地表述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求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因此，那種處心積慮謀私利的任何企圖和行為都是背離黨的這個根本宗旨的。強調思想建黨，就是要克服和摒棄種種謀私利的任何企圖。

　　第三，這是由中國共產黨擔當的歷史使命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擔當的歷史使命有一個逐漸明確和深化的歷史過程。盡管黨的一大對共產黨歷史使命的認識不那么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但從黨的二大開始，就將黨的奮斗目標區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即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高綱領是要“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后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黨的二大講的兩個綱領，作了規范表述，并提出了分“兩步走”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總結黨的歷史時又逐漸歸納為兩大歷史使命，即在民主革命時期擔當著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國成立后就要為實現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后面貌，實現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而奮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撥亂反正，開辟了適合中國國情和與時代發展要求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我們國家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目前正在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在更遠的將來還要為實現黨的最高綱領而奮斗。要實現以上光榮而又艱巨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必須保持其先進性、純潔性。這樣，加強思想建黨就成為黨擔當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第四，這是由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我們國家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還有17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這樣長期的社會存在必然使其社會意識具有根深蒂固性。它既有相對的獨立性，也有相當長久的滯后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形成為社會歷史基因。這些歷史基因決不會隨著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的勝利自然而然完全消逝。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特權思想、家長制作風、裙帶關系、拉幫結派、講究厚黑學和潛規則，乃至崇洋媚外思想等等，包括現在某些很森嚴的這樣那樣的制度，都與過去那些歷史基因有一定聯系。而這些現象都是與共產黨的先進性質和崇高宗旨格格不入的，必須堅決予以清除和改革。這也是思想建黨應當解決的艱巨任務。

　　第五，這是由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挑戰、考驗和存在的嚴重問題決定的。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并且具體指出：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就腐敗而言，近年來曝出的一些創貪腐世界紀錄的虎蠅居然寄生在中國共產黨內，真是既令人震驚，又令人震怒。對此，習近平指出：我們堅決查處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敢于直面問題、糾正錯誤，勇于從嚴治黨、捍衛黨紀，善于自我凈化、自我革新。這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決維護自身先進性品質的勇氣。中國共產黨到了這樣的緊要關頭，難道不需要抓鐵有痕地加強思想建黨嗎？

　　總之，思想建黨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造，也是中國共產黨使其永葆先進性、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法寶。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是它具有長期執政合法性的根據。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若它不能永葆其先進性，就會為人民所拋棄，當然也就失去了長期執政的資格。所以，思想建黨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