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家住江蘇張家港市的李先生遇到了一件“憤懣”的事，他剛出生31天的女兒因嗆奶造成窒息，他打了兩次120急救電話，先后來了兩輛120救護車，但又都不愿意接送孩子去醫院。

　　在北京，首都兒科研究所和北京兒童醫院承擔了全市80%的兒童診療任務。“我所每名醫生日均診療33人次，是市屬三級綜合醫院醫生平均診療人次數的兩倍。患兒候診時間長、診療時間短、就診環境差，市屬21家醫院患者滿意度排名，我們兩家每年都列在最后。”陳博文稱。

　　張博對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的后果十分擔憂，他告訴澎湃新聞：“有的醫院自己買了轉運車，接收外院轉來的患兒，醫護人員就會超負荷運作，不然就收不回成本了。但這樣的話，醫生護士很累，你要抽人出去，病房的一大幫新生兒怎么辦呢，這也是不合理的，這對病人一點好處都沒有，但醫院要收回成本，不然沒法交代。”

　　張博所在醫院之所以沒有配備新生兒轉運車，就是因為該院的新生兒病房接診本院產科的新生兒尚捉襟見肘，再無能力接受外院新生兒轉運。

　　普通救護車替代的法律風險

　　在緊急情況下，能不能用普通救護車代替新生兒轉運車？有法律風險。

　　原衛生部制定的《醫院工作制度》規定，醫院因限于技術和設備條件，對不能診治的病員，由科內討論或由科主任提出，經醫務科報請院長或主管業務副院長批準，提前與轉入醫院聯系，征得同意后方可轉院。如果估計途中可能加重病情或死亡者，應留院處置，待病情穩定或危險過后，再行轉院。

　　在前述江蘇李先生的事例中，派來的救護車不管是搶救設備，還是醫護人員的急救培訓，都只針對成年人。

　　“一旦出現意外，救護車上的醫護人員確實無法免責。因為不能通過協議，推卸或免除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即便雙方達成一致，也會被視為無效協議。”鄧利強解釋說。

　　在他看來，醫患關系緊張的背景下，一旦醫療機構作為法庭被告，“法院大多時候不會保護醫生在治病救人心態下的行為。”

　　鄧利強認為，這也是上述蘇州兩輛救護車都不敢轉運重病新生兒的主因。

　　張博的看法和鄧利強類似。“有媒體說即使普通救護車運送新生兒也比社會車輛強，對的，但這種指責有何用？在醫生無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普通救護車不愿意運送的情況以后仍會發生。”

　　他告訴記者，作為醫生，看到新生兒得不到及時轉送是一件倍感痛心和無奈的事，“因為兒科醫生都很清楚，拖延后，即使保了命，也可能留下后遺癥，影響終生。”

　　張博建議，無新生兒轉運救護車的地方政府應支持購置新生兒救護車，“至少要有一輛”。“其次，120急救中心也要懂哪里有新生兒救護車。新生兒醫保報銷額度可適當提高，未來如能爭取做到未入戶的也能報，這樣可以減少欠費導致的醫院虧損。”